起名的历史

　　命名是个人的标志和区别，同时也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反映，个人的名字中也反射出时代和社会心理的特征。

　　西汉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充满雄阔、宏大、蓬勃向上的气象，这种向上的社会心理反映在命名上，就出现了用“勇”、“超”、“雄”、“霸”、“彪”、“胜”、“武”等充满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的字眼命名的现象。如班勇、班超、班彪、杨雄、法雄、黄霸、夏侯胜、苏武等;而当张道陵的五斗米教盛行，上层贵族和文人又沉迷其中，所以在命名上多用“之”、“道”等字眼，甚至父子同名，三四代人名中都用“之”字。以王羲之家族的王氏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晏之、允之、羲之、胡之、颐之、耆之、羡之、彪之、彭之、翘之、昆之、唏之、玄之、徽之、献之、随之、伟之、越之、望之、陋之、肇之、静之、裕之、韶之、纳之、泰之、悦之、升之、瓒之、标之、珪之、秀之、延之等等。六朝士族大姓唯独对“之”、“道”等字毫不避讳，就此中可以窥出一斑。

　　宋代社会对老人较为敬重，与老人相关的成熟稳健心理影响到命名上，就形成了许多人都喜欢故作老气横秋之态的风尚，名字中多喜用“老”字、“叟”字和“翁”字，如孟元老、刘辰翁等。连号称独步诗林的陆游，也得一时风气之先，白号“放翁”。随着历史车轮滚人二十世纪，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一时，为知识界广泛接受，“物竞天泽，适者生存”成了最时髦的话题，所以当时人们的命名上也不甘落后，如陈明字竞存，秋瑾字竞雄，胡适字适之，此外还有李天择、张竞生……等，都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想法对命名的影响。

　　有人曾将本世纪以来不同时期的命名进行罗列，从中可看出命名与社会心理的共变关系：

　　出生年代 姓名举例

　　1948年以前 贾得宝、孙发财、姚有禄、庞天佑

　　1949～1950 郑解放、叶南下、秦建国、向天明

　　1951～1953 司卫国、邓援朝、朱抗美、靳停战

　　1954～1957 刘建设、申互助、童和平、时志方

　　1958～1959 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铁汉

　　1960～1963 任坚强、冯抗洪、齐移山、赵向党

　　1964～1965 高学锋、钱志农、艾学雷、方永进

　　1966～1976 董文革、张要武、房永红、邢卫兵

　　1976～1983 韩振兴、李跃华、宋富旺、彭文明

　　据电子计算机所做统计，1949年9月30日以前，人名常用的6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人名前的6个字是“华、英、玉、明、秀、国”，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人名的前6个字则是：“红、华、军、文、英、明”，1976年11月至1982年6月，人名的前6个字是“华、丽、春、小、燕、红”。

　　除起名的时代性以外，命名还与所处的阶级和阶层有关。一般说来，封建文化的专有者，在命名仪式和方法上特别讲究，注意典故出处、独特别致和寓意深刻;而被统治阶级和市井佃民们，由于文化水平很低，同时还有许多禁忌，所以许多只能用行第和父母年龄合计的数字命名。如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反元起义后作了王爷，嫌数字不雅驯，有一个文人给他取名叫士诚，他感到这个名字很好。其实取名者援引了《孟子》中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一句也可以断句为：“士诚，小人也。”他因没有文化，上了文人当，被人骂了半辈子“小人”而不知。除用数字外，姓氏加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或技艺等来命名也是命名方法之一。如银匠李四、乳酪张家、“赖汤元”、“张家剪刀”、“马家腊肉”之类。

　　建国以来的四十余年，可以划分为若干个起名时期。如：建国初期(1949年～1953年)、发展时期(1954年～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年～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年～1962年)、调整时期(1963年～1965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新时期(1978年至今)。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起名之道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常常新式、旧式、半新半旧式同时并立。虽然如此，不同时期的名字依然有其“典型名字”，是那个时期所赋予和决定的。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遍这段历史吧。

　　建国初期基本上承继旧时起名习俗，男子常选用的字为：福、禄、寿、喜、财、宝、贵、祥、吉、庆、孝、义、仁、勇、礼、信、智，等。女子常选用的字为：琴、芝、花、兰、淑、贤、敏、惠、芬、芳、丽、清、秀、美、翠、珍，等。

　　而体现时代特征的名字主要是：建国、建华、建中、建民、新华、新民、兴华、和平、援朝、京生、开国、卫国、爱国、国强、国兴、国民、国栋、光华、振华、爱华、保平、卫平、永平、志国、志民、志学、志军、朝华、朝生、思朝等。

　　大跃进时期许多人取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如：跃进、卫星、跃华、超英、思改、新生、更生、再生、超美、向阳、学锋、爱民、为民等。

　　上世纪50年代，许多转战南北的干部也在他们的儿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京生：沪生、石生、杭生、贵生、云生、闽生、鲁生等。

　　这种名字坦露胸臆，但过于直露，过于集中，使我国的人名又落入新的俗套。但在广大农村，谱名依然故我地盛行。几乎所有的范字仍在按部就班地使用，于是出现了许多新旧杂糅的名字。例如：孝军、孝文、孝学、孝民、忠国、忠新、忠华、忠平等。流行几千年的名字用字，仍然大批地出现在新一代的名字中。例如：云、霞、雪、雯、虹、雷、山、峰、川、海、波、涛、林、森、青、松、香、梅、芳、菊、花、春莲、兰花、玉龙、金虎、玉凤、大鹏、鸿雁、晓冬、晓慧、晓波、玉珍、爱琴、家慧、亚梅、亚琼、亚明、惠英、惠娥、惠华、惠敏、克强、克达、克明、克义、淑娴、淑贤、淑琴、淑秋、芳琳、芳圃、芳珠、大川、大海、小虎、小花、小娟、小兰、鸿强、鸿英、鸿涛等仍是屡见不鲜。

　　这些名字，有英武雄壮的阳刚之美，又有儒雅细腻的阴柔之风。

　　可以说，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名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迥然有异的审美风格。第一种我们可以概括为标语口号式的人名，第二种则是诗意的人名。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随之而来，政治口号式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有：文革、红卫、红宇、红旗、永红、向红、向东、继东、继英、红军、卫东、卫红等，一些体现旧道德观念和具有封建色彩的字如：财、富、贵、福、孝、义等在起名时被摒弃。

　　由于崇尚“红五类”，被列为“红五类”之首的“革干”便成为“楷模”。一些“干部子弟”以叠字为名的风气开始大行其道，如：京京、磊磊、平平、阳阳、丽丽、彬彬等，社会上的一些人便也仿效起来。但切勿认为这是一种“有知识”的表现。以叠字取名显示高雅，究其实这只是一种地方特色的产物。在古代，以叠字取名的，只是偶见于艺伎，如：李师师、陈圆圆、苏小小等。

　　1966年，人们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毁灭一切封建遗毒，连人的名字也不能幸免。于是，一大批最响亮、最“革命”的标语口号式的名字响彻中国的大地。这一时期常用的名字如下：红、革、文、武、兵、军、东、卫、闯、敢、冲、勇、彪、青、反、猛、新、梅、永红、卫红、向红、小红、红卫、红军、红梅、红旗、卫革、卫彪、卫青、卫兵、卫东、向东、忠东、敬东、反帝、反修、造反、敢闯、猛闯、敢冲、敢反、学军、学农、学武、学英、文革、文武、要武、永武、咏梅、腊梅、冬梅、铁梅……这种政治色彩浓烈的名字，人们似乎真的相信，标志着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程度，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这个时期内，红字的使用频率跃居首位。幼稚的政治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在不断地反思。随着改革的涌起，人们的审美观念受到了冲击，得到了调整。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经济条件空前改善，精神生活充实，有知识的年轻一代父母，多为自己的子女取“雅名”。所谓“雅名”，便是取“雅字”为名。新时期比较风行的“雅”字有：蕾、颖、磊、晶、萍、倩、茜、婕、珊、萌等。不过，这些还需与姓相配合好，才能生出雅味、雅兴来。

　　近些年，取一字格(单名)的名字越来越多了。单名，在历史上曾风行一时，如：赵盾、狐偃、先轸、赵衰、屈原、白起、李斯、刘邦、项羽、陈胜、吴广、张耳、萧何、张良、韩信、刘备、曹操、孙权、董卓、吕布、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周瑜、袁绍、袁术、杨修、诸葛亮、司马懿等。

　　新时期，起单名的风气又重新开始盛行。据统计，一字格的名字已从解放初期的十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据几年前的统计，广州的“梁妹”、“陈妹”，各有二千四百个;天津的“张力”、“张英”，各有二千个。

　　此外，取“中性”名字的人越来越多。新时期中，许多人家给女孩子取名，并不取“女性化”的字，也不取某些华美之字，而是取“中性”字，难分男、女的名字。如“张力”、“张英”等，过去一般认为男名，可是目前有许多女子以此为名。

　　合父母姓为孩子的姓名。这是一种表示夫妻相亲相爱、亲密无间的取名之法。如：唐柳，父姓唐，母姓柳;或母姓唐，父姓柳，合姓氏为姓名为“唐柳”。

　　取“洋味”名字的大量涌现，如：李安娜、梅丽嘉、王安妮、刘露丝、赵丽莎等。

　　取“小”字名的为数众多，如：小雨、小羽、小丽、小林、小明等。也有化“小”为“晓”的，如：晓晨、晓刚、晓华、晓丽、晓旭等。

　　随着重名重姓的人增多，伴随着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将更加讲究和追求艺术化、寓意化。姓名已经打破汉姓名二字格(单名)、三字格(双名)的传统格局，还进入四字格、五字格。实际上，现代人的姓名有的已经突破了传统格局。如：刘王立明、赵杨步伟。以上二人，都是有点名气的人;在民间，肯定还有一些取四字格或五字格的姓名。

　　姓氏正在打破传统习俗。实际上，在某些家庭中，男孩从父姓，女孩从母姓。也有的系独生子女，但以母姓为姓。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已不为罕见。将来，很可能有人完全不考虑父、母、祖母、外祖母的姓氏而独辟蹊径，仅以自己喜欢或偏爱的字为孩子命姓。或者，无所谓姓、名，只起名而弃掉姓的人也会大有人在。

　　传统的起名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你该怎样给自己的孩子起上一个既脱俗、又实用，并且叫起来琅琅上口、过后满口余香的好名字呢?这件事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要想使名字为个人独有的语言文字标志，最好的办法就是体现主人的个性特征。

　　每个人的名字都代表着本人的个性色彩。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有名字，也可以说是人和动物区别的一个标志。人名作为一个特定的符号，具有人类个体的个性人意义的象征。当你有了一个特定的名字，它便传达着一个特定的信息，这个人是你，而不能是别的任何人。名字把你和其它九画人区别开来，在整个社会群体中，你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简单代称，也包括了自身的本质的东西，包括你的性格、职业、文化素质，社会地位以及你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情感格调。

　　人的名字要伴随人的一生，始终和人荣辱与共，人要可以改变或抛弃它，而它却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主人。在社会交往当中，人名既代表着人的实体，也代表着人的尊严，所以，人对自己的名字便格外珍视。德国的剧作家席勒有一句名言：“我的名字将随我而结束。”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在1805年去世之后，他的大名仍同他的不朽名作《阴谋与爱情》一起广为流传。人名是人格的冠冕，人在人生失意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告诉别人，唐代诗人卢纶在一首诗中写道：“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当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叶落归根的时候，却因自己的地位卑贱而感到羞愧，他想把自己的姓名深深地掩藏起来，这是多大的悲哀呵!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人名具有专指性，当我们一提到某个人的名字，立刻就会联想到这个人的外貌、性情、气质、经历和事迹。正如唐代诗人李益的一联名句：“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突然碰到阔别多年的友人，竟茫然不识，自报了姓氏之后印象仍很模糊;只有一提到名字时，友人昔日的音容笑貌才在脑海里凸现出来，宛如昨日。

　　可见，人名与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红楼梦》第30回描写了龄官对贾蔷的一片痴情，她为了寄托对贾蔷的思恋，用金簪在地上画他的名字，“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竟使在一旁偷看的宝玉感慨不已。

　　人名即人，言其名可以想见其为人。譬如一提到“雷锋”，就会想到那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样，一提到“秦桧”就会想到南宋的那个奸臣卖国贼，“人从宋后少名桧”，人坏竟然可以殃及名字。相反，一个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他的名字则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人名是人的标志，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成功的名字不仅可以激励自己奋斗进取，而且可以在社会交际中处于优势;相反，一个失败的名字则有损自己的社会形象，为社会交往的开展设置障碍。

　　人名不可能完全决定人的一生，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人生和远大的前程，那就从命名开始做起吧!

　　姓名与称谓，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应该说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姓名指一个人的名字，而称谓，如父亲、姑妈、老师、同学、婴儿、少年、首长、徒弟等，指一个人的称谓;你的姓名往往只有一个，而你的称谓也许是很多的。在你的父母那里，你被称为“儿子”;在你的子女那里，你又被称为“父亲”;在你的老师那里，你被称为“学生”;而在你的学生那里，你又被称为“老师”，如此等等，一个人也许兼有许多称谓。

　　但是姓名和称谓又是紧密联系的。姓名，是一个人的专有称呼，你的名字是你区别于他人的特定名称。一个人之所以要有一个名字，从本质意义上，就是为了人与人的区别需要一个代号。名字是一个完全个性化的称谓，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不同我们又常常有不同的社会代称，如老师、同学、师傅、徒弟等;有不同的家庭代称，如父亲、儿子、哥哥、妹妹等等;有不同的人际代称，如朋友、同志、先生、小姐等。这种代称便有了姓名称呼的意义，属于姓名文化的范畴。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在社会、家庭的人际称谓中，实际上直呼其名的情况较少，而用其社会和人际角色的称谓较多。比如说，对老人，我们一般称“大妈”、“大爷”，对师长我们称“首长”、“先生”等，如果人人都不分老幼尊亲，一般都直呼其名那么就显得毫无修养、礼貌了。

　　名字的好坏对自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对自己的人名、对自己的公司、店铺的名字都极为在意。其实，从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说，名字仿佛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名字只不过是你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代号，如同一个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的一个号码一样。一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主要决定于你有无崇高的理想目标，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去为之奋斗，有多少知识、能力和创造的欲望去为达到你的目标提供可能。

　　这与你的名字是否好听并无直接的联系。一个企业，一件商品的名字再美，可如果你生产的东西质量上不去，甚至总是经营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你也照样会在市场竞争中打败仗，甚至落得声名狼藉。

　　但是，如果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7年2月18日《参考消息》报转载了来自香港(当年中国还未恢复对其行使主权)的一条消息，醒目的标题是《为讨吉利，港督正名》：港府与伦敦方面同时宣布，香港第27任总督魏德巍爵士改名为卫奕信，他会在4月19日下午抵港履新，陪同他赴港的包括夫人及18岁幼子。在情人节即到，52岁的新港督根据普通话读音改名为“魏德巍”，被不少港人批评改错名，象征不吉利等。新港督于是根据港府提供的意见，决定采纳改名建议。而港府发言人解释采用上述新名字，主要是粤语发音与他的英文名字更为接近。而卫奕信这个名字代表了信任与保卫，而奕又指神采奕奕。英国的港督还未到香港赴任，遇到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迫使他改名的尴尬。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名字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社会中生活，有一种浓厚而看不见的文化传统时刻对我们的思想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区的特有的文化传统，它是一种文化环境，也是一种精神和思想，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表现出浓厚的文化色彩。

　　一个“魏德巍”的人名遭到香港人的拒绝，即说明这个人名与这里的文化环境以及这里人们的文化心理格格不入。

　　因此，名字的好坏，确实对人生命运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来自于文化的环境，归根结蒂来自于人们的文化心理。

　　孔子有所谓“名不正、言不顺”的理论。名正不正，实际上就是人们接不接受它，与人们的文化心理能不能对上号。一个人的名字一旦确定下来，必然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刺激和影响，这种刺激和影响，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的潜在暗示无形地表现出来。

　　一个人的名字或一种事物名称既然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的积淀，它有吉祥、喜气和凶煞、晦气的区别，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或者在商品买卖中，自然地产生趋吉避凶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找对象不仅仅是在找一个异性伴侣，还在找的是他(她)的事业的、情趣的伙伴不足为怪;那么一个人买一件东西，不是单纯在购物，还在购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如一种吉利的文化等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种自我的心理暗示作用，体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常使一些人因为名字的好坏，产生决然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一个人起一个好名字，事关他的终生;青少年、成年人觉得自己名字不好，给自己改一个名字，于是就有可能给他带来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也确实存在。

　　清代的大学者、文学家纪昀，字晓岚，官至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主编。他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呢?一个“昀”字，日光的意思。班固的《幽通赋》有“昀而仰思兮，心蒙蒙犹未察”之语。“昀昕”指天未明之时，故其字称“晓岚”，与名相应，意即指黎明将在蒙蒙晨雾中破晓，喻其人如一日之晨。初升之阳。纪晓岚自小聪明好学，当然明白自己名字的意义，后来果然他的诗文大放异彩，成为一代风流才子。

　　一些平庸的名字，也总是反映着一些平庸者的心态。比如有的人的名字确实“土气”十足，俗不可耐，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的意蕴，也甚至没什么积极的生活状态可言，例如二牛、二狗、阿大等等之类，给人无聊、滑稽之感，对其本人来说，也可能因为自己名字的影响，使他变得懒散、惰性，不求上进，无所事事。这样一类人在我们周围，大概也都是可以见到的。当然，同样起这类名字的人，也不乏兢兢业业、事业有成者。不是一概而论，关键在于个人努力，事在人为。

　　一个人的名字，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当一个人不在了的时候，他们的名字还将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在他的子孙后代那里存在下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名字，重视起名的学问。

　　名字对人的潜意识造成影响，以至于影响人的命运，可以说，名字与命运就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在人们的心目中，人生命运之凶吉似乎又是不能预料、无法控制的。因此，许多人尤其是处在逆境中的人，便觉得心灰意冷，变得玩世不恭，听之任之，这是一种宿命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是不可取的，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是人有超前性和预见性的特质。

　　因此，客观的来说，起一个好名字，给自己以心理上的满足与暗示，给别人以悦耳顺畅的美感，是一件重要的事。它通过这种文化思想积淀下来，达到自我暗示的作用，影响自己的心态，影响自己追求事业成功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影响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个人的名字，既是一个个性化符号，又是具有社会特性和个体特性的文化象征。我的名字属于我一个人的，因此我的名字是我独享的权利，也是我的创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名字，愿你的名字能给你带来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