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主要发源于浙江省境的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八十九位，属于大姓系列，在台湾省则未列入前一百大姓，现今人口约二百八十三万余，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7%左右。
从四千多年前开始，顾氏族人就主要繁衍迁徙于今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一带。他们的先祖为越王勾践。自三国顾氏崛起，直至隋、唐两朝，顾氏就一直是中国江东四大姓之一。唐朝以后，顾氏仍是江苏、浙江两地一个有名望的大姓，尤其是江苏一带。因此，顾氏历代名人多出自南方，而且世代繁衍，逐渐遍布全国各地。
1.两汉时期：
西汉时期武帝的穷兵黩武大大损耗了国力，在晚年他就已经意识到其政策的危害性，被迫以“罪已诏”的形式终止了无度的扩张;加上从今天的江浙至云贵的南方对于当时人口占多数的中原人来说仍然是一片陌生的土地：炎热潮湿、丛林茂密、疫病流行，很不适合北方人民的居住和生产，因此汉政府在此地的统治实际上仅仅限于少数都邑和交通线附近的核心区域。生活在广大南方山区丘陵地区的越族一直是按自己古老的部族形式生活繁衍。当时的越族分为许多部落，互不统属，号称百越;发展水平也各异，最先进强大的几部曾经建立了南越、东越和闽越国。为此，汉政府不得不借助当地的豪族大姓实行治理，但是又担心这些地方势力过分壮大，反过来会危及其统治，所以就实行又打又拉的政策，这可以从西汉顾氏起伏跌宕的命运中看出来。
由于正史失载，根据较系统的顾氏家谱记载，安朱之后经过了摇、昭襄、建。顾建生有三子，长子顾省，史籍无考，且无后嗣。次子顾贵继承父兄之职。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位传到了安朱第四代后人时，其部族开始受到闽越的进攻，于是向汉求援。汉政府派遣中大夫庄助发会稽兵渡海支援东瓯，闽越闻讯即退兵。迫于闽越的压力这支越人被迫向中央要求内迁，汉武帝就封其为驰义侯，迁其部众于江淮地区。
另一支越人闽越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攻击了处于更南面的南越，汉武帝再次派遣大行王恢出兵豫章(今江西)，大农韩安国出兵会稽反击闽越。闽越王郢发兵凭险抵抗。但是郢的弟弟余善联合了宗族谋杀了郢，并将其首级献给了汉朝廷。汉于是下令停战，封早先的越王无余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统治闽越部众。由于余善杀兄自立，族众多有不服，纷纷脱离余善，汉政府就派兵分立繇君丑和余善。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受了汉朝恩惠的余善却反戈一击，偷袭汉领地并杀了汉政府的三个校尉。汉朝只能再次发兵，派出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渡海攻击;还派楼船将军杨濮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人也有多族协同，多路进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协助征伐其他叛汉越人部族有功，顾贵受封为吴侯，居处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越繇王、越衍侯吴阳、建成侯敖设计杀死了反复无常的余善，一同归汉受封的还有越将多军，后者被封为无锡侯。
鉴于越族各部居住在僻远山林，时叛时服，中央难以控制，汉政府开始考虑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于是下令这些受封的越族首领带领族众离开原来居住地，移徙到江淮一带，原来的东方越地便被废弃了。这是顾氏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由此顾氏一族结束了秦汉之前的颠沛流离，又回到了祖先故地太湖平原，开始了稳定发展，江南也就从此成为顾氏的真正老家了。
与那些依靠投身政治获取发展的家族不同，顾家虽然出身越族，但是在早期饱经动荡迁徙、亡家毁国之苦后，在以后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选择尊文重学、经艺传家的发展方式。由于中国前半段历史的政治经济中心都位于北方，南方相对较落后，这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顾氏的后人也因此受惠，顾家因此成为一个文化昌盛的族群，历代杰出文化人才层出不穷，这是在江南、乃至全国各个大姓中比较突出的。
这一阶段，顾氏宗族的大致世系传承是有大致线索的，由安朱传三世至建，顾建有三子，长子省，无后人;少子顾敖(某些族谱作顾教)，也因为伐东越有功而受封，但是在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著名的冤案巫蛊事件中因为同情蒙冤的卫太子而被贬废，这支经子禄、多军至孙卯时，史书就失去了踪迹;次子顾贵一支经过翱、纶、龙、大成、邦而成为今天顾氏的正宗嫡系。
顾翱生有二子：长子顾经、次子顾纶。顾经其人其事无考;顾纶在汉宣帝时受政府诏举贤良(与先秦的官职由贵族世袭不同，汉朝实行根据血缘和才能双项标准选官的方法，诏举贤良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官僚推荐当地有德能的贤人到政府里做官)并可能已经受任为官了。据一些顾氏家谱追述，顾纶生有两子：长子龙、次子鲲。次子史事无考，长子龙(字时化)在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出任都尉一职。龙子大成(字集之)于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受诏举贤良授光禄大夫一职。大成之子邦(字千里)因为通晓经典品行端正，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官至大司马。
顾氏宗族在西汉时期经历颇为坎坷。从上述谱系里可以看到：安朱后人传到第五世时省这一支断绝，六世则禄断绝、七世有经和卯两支失传，到第十世时仅剩下邦一线不绝如缕。
西汉帝国末年，由于统治集团的贪婪、愚蠢以及中国封建王朝固有的兴替节律的作用，民族、社会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激化，导致朝廷的大权落人外戚王莽的手里。王莽是汉元帝(西汉倒数第五位皇帝)之后王政君娘家成员，由于元帝死后王政君以太后身份决定朝政达数十年，因此王家的许多男性家族成员得以进入朝廷，掌握机要。由于在执政的过程中主张实行激烈的改革以铲除人民十分憎恨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其谦和廉洁、公正无私的个人魅力，王莽的威望达到了极点。公元前9年深孚众望的王莽终于接受了西汉末代皇帝的逊位，建立了“新”朝。可惜新朝的命运很糟糕，过激的社会改革措施使之在仅仅15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在人民和豪强贵族集团的反对中崩溃了。接替新莽的是西汉王室的成员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帝。
刘秀建立东汉后，一方面要与各地区利益势力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也为了修复因新莽而凋敝的国家，开始注意搜罗各类人才，以充实官僚阶层，扩大统治基础。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出身南方大族顾氏的顾邦之子顾安(字静心)因平江淮功进东莱太守。算起来这已经是自安朱以来顾氏的第十一世了。
汉光武帝刘秀之后，东汉迎来了较安定繁荣的时期。据多种顾氏家谱传述，汉宣帝时期顾安之子顾综(字文纬)出仕朝廷很长时间，老年官至御史大夫、尚书令，因其忠心有才干，特赐几杖，朝政每每听取其意见。顾综有子顾林(字仲春)，在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官至太常寺卿。顾林子顾奉(字季鸿)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出任颍川太守一职，其子顾通(字道达)。就这样在相对稳定平和百余年后，到了汉末的桓灵之世了。
桓灵之世是指东汉最后的第二、第三位皇帝桓帝和灵帝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又赶上难得一见的自然灾害，所以时局十分动荡。
东汉王朝的政治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皇帝多幼年即位，因此权利极易为母亲皇太后所把持。但是太后只是一介女流，生长于豪门深宅并无统治能力，所以往往重用其母家亲戚，这就是外戚。外戚执政由于缺乏正统性与合法性，并且夺了其他官僚、地方豪强、举荐贤能等国家主要统治集团的政治前途，加之巧取豪夺行为不端，所以经常遭到一片反对，很不得人心。外戚们则常以镇压或罢黜来回答各方的反对。小皇帝长大后势必不甘心成为舅家傀儡，因为外戚把持朝政的结果就是官僚往往是外戚的党羽，使皇帝无从依靠。皇帝身边惟一信得过并且利益相关的就只有从小陪他长大的宦官了。成年皇帝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再依靠宦官的帮助，自然能够消灭外戚夺回权力。在亲政后，鉴于宦官的“功劳”和朝官曾经屈服于外戚的历史，皇帝自然重用宦官轻视朝官了，这就又形成了宦官专权。
但是宦官是身心有残缺的人，其身份只是皇帝的家奴，其权势虽高却同样缺乏合法性，又没有后代，所以只能追求现世的享受。他们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继续垄断朝政，惟一的办法就是鼓励皇帝享乐。享乐纵欲过度，皇帝多年轻夭折。于是又出现幼年皇帝，新的外戚重新上台，清算宦官，并乘机控制朝政。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东汉的国事日见式微，出现了卖官鬻爵等黑暗现象;更加严重的是斗争的双方往往勾结有野心的将领来威胁对手，于是王朝最坏的情况出现——军队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目睹这些情况，一些传统的官员和士大夫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王朝正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通过上书和其他方式进行抗争。由于官僚集团往往通过乡土和师承关系结成同盟，所以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就借口这些政治对手朋比为奸结成朋党而予以打击。除逮捕主要的领袖外，宦官打击这些士大夫的主要手段就是“禁锢”，即取消其参政和出仕的资格，这就叫“党锢”。“党锢”之祸使当时统治阶级主要部分的地主官僚失去了政治特权，无疑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基本统治基础。
这时，身为光禄勋的顾通生逢汉末暗世，既难以有所作为，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就心生退意，辞去了原任的闲职，归隐于家乡的聚坞山中，合家团聚、耕读度日，倒也其乐融融。顾通子嗣载于史乘的只有顾融一人。顾融(自仲容)颇具其父之风，身处浊世也是无心于功名富贵。当时大权在握的外戚兼执政大臣窦武为了与宦官集团做斗争，急于壮大私人势力，于是就征召在江南素负名望的顾氏成员顾融出任荆州刺史，由于荆州雄居要冲，地位十分重要，但是顾融依然委婉绝拒，举家归隐于太湖洞庭山。
顾融有子二人，顾向(字尊道)、顾淑(字以平)。
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⑴三国时期：
汉末因为外戚宦官轮番专权、党争与天灾、人民起义与外族威胁等多种原因，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军阀混战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北方的曹操、西南的刘备和东南的孙权成为战争的幸存者。就总体而言，军阀混战固然是不幸和残酷的，但是相对于黑暗腐败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王朝，由于生存竞争的缘故，特别是当几个割据政权处于力量平衡的时期，君主相对而言比较能够听取各方意见，善于提拔才干之士，致力于改进统治方式，体制也就更趋于合理化。因此从某种程度来看，反而成为政治高效清明的时期，否则就会被力量更强的对手吞并。
在敌对的三方中，孙权的条件相对是较弱的。因为他既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和如此强大、善战的军队，也没有刘备汉室宗亲的有利地位，只是依靠其父独具战略眼光占据江东一隅，暂时避开战争中心的地缘形势。但是这种有利形势是付出代价的——东南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口较少，因此长久以来孙吴政权一直奉行尽量与曹刘两家结好的政策。以孙权的才略，他是深明稳定其统治的要诀，就是要取得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所以孙权一直着意于搜罗境内的贤能，东南具有较大影响的顾氏自然也在其关注之中。
顾融的长子顾向是一个饱学之士，而且精通当时人们所信从的卜筮权威。占卜之术本来是古人在科学知识不发达情况下解释和理解未知事物的一种手段。经过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世界各个民族都是科学与宗教信仰难以区分的，甚至可以说宗教迷信是科学的早期形式。中国古代的有识之士都相信“卜以决疑”，即只有在经验与知识难以判断重要事物时才使用占卜决断疑问，打个比方有点像今天类似情况下即使是受过很好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也会用投币决疑一样。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属于卜筮专书的《周易》就被最具人文色彩而且强烈反对迷信的儒家奉为六经之首。因此，具备这种技艺不仅要求有深厚的文化学养，而且必须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当时顾向精通此道，声名遍布江南一带。他还曾经出任过孙权的四任县令，政绩较好，因此就先后被任命为前将军和尚书、屯田郎。顾向的弟弟顾淑也曾经出任孙吴的西曹掾。飞顾向有子两人，顾雍(字元叹)、顾徽(字子美);顾淑也有一子顾悌(字子通)。
⑵东晋时期：
在各类史料里有迹可寻的顾氏后裔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支：
顾显、顾荣，这两支都是顾雍的曾孙;
顾和，他是顾徽的四世孙;
顾众，是顾悌之孙。这四支都是顾向的嫡系后代。
⑶南朝时期：
东晋末年，由于司马家族腐败，以及世族势力过大，特权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由于世族的政治特权，他们的子孙世袭清闲高贵的文职，原来政治世家所具有的优势逐渐退化;另外一方面，寒族出身的官僚则逐渐掌握军权，势力开始超过世族。
北府军是当时东晋一支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自从淝水之战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北府军将领刘裕出身低微，但是却极富才干，此时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刘裕先后以武力消灭了南燕、后秦等政权以及内部的竞争者，控制了朝政并取代晋建立了宋。此后的南方政权在近一百七十年里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虽然世族名义上地位仍然很高，但是政权却实际掌握在寒族地主官僚与将领的手里。
3.隋、唐时期：
隋唐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黄河流域，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转移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唐朝之所以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之后统治仍然可以延续下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王朝还可以得到南方的经济支持。这一阶段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科举取士取代了以前的依靠门第选官的制度。
由于隋唐以后统一王朝的科举选官制度，作为文化昌盛的大姓，顾氏族人很多成员都进入政界，四处为官，举家跟随;加上顾氏人口繁衍，吴地土地狭小，因此从顾野王之后开始，顾氏逐渐分布到其他地方。大致情况是：隋朝顾彪一系迁居余杭(今天浙江省杭州)，唐朝顾少连一支携祖先宗祠迁徙到洛阳;夏南后人的一支迁居盐官(今属上海市金山县);鸿南的一支迁居润州(今镇江)……五代以后顾氏就散居各地，已经难以一一考实了。但是吴地的顾氏族人始终最多、最集中，苏州地区作为顾氏根据地的情况一直未变。
唐高祖、唐太宗父子自太原起兵后，消灭了隋朝的残余以及各路诸侯，建立了唐朝，唐朝时期显赫的顾氏宗族基本都是顾野王铜坑系的后人。
4.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顾氏历史发展的低潮，其主要支系有：会稽顾氏、太兴顾氏等顾氏族人，在宋、元时期的迁徙活动见于家谱记载的还有一些。
5.明、清时期：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尾声，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剧增，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衰败，因此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出现了一些以前所没有的新思想、新现象，顾氏族人在这一地区人数较多、根基牢固，加上顾氏族人上进、忠义的家族传统，因此得天时、地利之便涌现出大量的著名历史人物。主要集中在忠臣和杰出学者两类。
顾氏族人的这些人物是具有很大的地域和家族性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顾氏仍然以江南为重要聚居地，其中苏州、昆山、无锡等地尤其集中。这一时期也是顾氏家谱大量产生的时代，从这些家族历史里，可以看到顾氏族人一些支派的大致迁徙路线。不过考虑到顾氏人数之多，现存的家谱无论数量如何，都难以全面反映顾氏族人在明清两朝的发展与演变，另外在此期间顾氏族人的分布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即家族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地域的作用，这是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一致的。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还有其他兄弟民族同胞因种种原因，加入了顾氏族群。
⑴满族：
来自满族一支顾氏，据史籍《清通志•氏族略》记载，清礼部尚书顾八代，“本姓伊尔根觉罗氏，自八代始，子孙以顾为氏”。
顾八代，字文起，本来是满族的伊尔根觉罗氏，属于满洲镶黄旗。其父顾纳禅，服事于清皇太极和顺治朝。人关前，顾纳禅在进攻大同明军时，因为作战勇敢，被赐号“巴图鲁”(意为勇士)，授予世袭牛录章京之职。不久升为甲喇额真。顺治初年，清军人关后，顾纳禅参加了清军平定陕西、湖南、江南、浙江的军事行动，晋升为三等阿达哈哈番。顾纳禅有子数人，其中顾苏袭父爵，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顾八代是顾纳禅的次子。年轻时任侠重义，喜欢读书，善于骑射。因为其出身成年后被选人作为护军。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顾八代从征云南有功，被授予户部笔帖式一职，不久又因为长兄顾苏及兄子顾佛岳相继去世，长房绝嗣，由顾八代袭世职，改任吏部郎中。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康熙帝考核旗人官员，顾八代名列第一，擢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明降将吴三桂起兵反叛，攻陷湖南，并派遣其部属掳掠两广地区。镇南将军莽依图从江西下广东，在韶州驻防。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皇帝命顾八代传令莽依图收复广西，此后顾八代就留在莽依图军内，跟随他征战广西。清广西巡抚傅弘烈为吴三桂部将吴世琮所败，莽依图引兵与他会师。顾八代奉命巡查军营，提醒上司结营阵法散乱，如果敌至就会前后不能相应。果然吴世琮偷袭，清军再败，只好退回梧州驻守。吴世琮采追，清军反击，暂时退敌。
顾八代敏锐地预感到吴世琮还会再来，命令军士加紧戒备。正逢除夕，吴世琮率军三万进袭，被顾八代所败。清康熙十七年，这一路清军反攻，与吴世琮军队相遇，不料主将莽依图病倒了，他就将指挥权交给了顾八代。顾八代于是就与副都统勒贝等渡江，与吴世琮决战;暗地里又分兵迂回敌后方，在击破敌军左翼后合围了他们的右翼。结果吴世琮大败，仅率残部溃围而出。顾八代派遣精骑追击，吴世琮走投无路，只能自杀。于是清军进攻吴三桂据守的南宁，吴军将领马承(广陰)与吴三桂军会合，军队号称十万，凭险与清军对阵。面对顽强的敌人，清军诸将有些畏惧。战斗开始后，顾八代奋勇争先，鼓励诸将死战，终于击败了吴三桂。
清康熙十八年，朝廷考察官员政绩，顾八代因为战功卓著被评为优秀;但是大学士索额图不喜欢顾八代，在对他的评语中写了“浮躁”两字，因而被免职。只是因为莽依图据理力争才保住他的官职。次年，莽依图死于军中，顾八代改随平南大将军赉塔征讨云南。在战役开始前，顾八代认为应该先攻取城外制高点取得优势后再行决战。主帅听从了，用顾八代策，取得了胜利。班师后，顾八代被授予侍讲学士的职务。
清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命令顾八代值守上书房，又升任礼部侍郎;五年后又成为礼部尚书。后来因为得罪皇帝，免去了他的尚书但是仍留值上书房。清康熙三十七年，顾八代因为患病要求退休。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顾八代去世。
顾八代值守上书房时，后来的雍正皇帝曾经跟随他学习。顾八代死后，因为平时很廉洁竟然穷得无钱殓葬，当时还没有即位的雍正亲临祭奠，并为他料理了后事。雍正四年，下诏恢复他的荣誉和头衔，加太傅，谥号文端;又因为他清贫，赏赐顾八代的后人大量财物。雍正八年修建贤良祠时，满族大臣人祀者有五人，顾八代排列第三。顾八代之子顾俨继承父职，从参领官一直当到副都统。顾八代的孙子顾琮在清国史里有传。
从顾八代开始，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这一支改姓顾氏，顾八代父兄所姓为后来追认。满族顾氏族人在后来的迁徙分布，由于资料较少，有待进一步考证。
⑵裕固族：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两拉玉固尔”，是主要聚居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肃南地区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另外有部分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地区。裕固族使用多种语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尧乎尔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和汉语，也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文。其本族的历史主要通过民间史料流传。
根据有关资料，裕固族有自己的姓氏，其中就有顾勒都斯。此姓后来在用汉字写定时就取第一字的谐音，就成了顾氏。由于裕固族顾氏得姓较晚，又缺乏文献史料，所以这一支顾氏族人的源流与分布已经难以考证了。
⑶锡伯族：
锡伯族是居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的民族，善骑射，世代以狩猎、捕鱼为业，也有比较发达的水稻为主的农业和牧业。十八世纪中叶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在的锡伯族多数居住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锡伯族的另外一支则留在东北，今沈阳、开原、义县、北镇、及内蒙东部、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等地也有该族生活居住。
锡伯族历史上信仰多神原始宗教，后来也有改信喇嘛教的，锡伯族对宗族比较重视，也有汉族祭祖扫墓的习惯。
锡伯族有一支本姓固尔佳氏，与裕固族相似，固尔佳氏后来在汉化的过程中就取其姓氏的第一字的谐音，由此得姓顾氏。
6.海外移民：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勇于开拓的传统。从汉朝开西域、唐宋的远洋通商、郑和下西洋都是很好的例证。不过，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一直到明朝后期人口剧增以前，人口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和安土重迁的习俗，所以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是不存在的。十一二世纪开始北方军事游牧帝国控制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受到阻碍。宋朝因为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开通延伸。华人就通过经商、航海和旅行，开始少量移居海外。到了元朝，由于建立了空前庞大、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所以交通商贸也很发达。
长期以来，和平时期的中国的人口一直稳定在一亿以内。明朝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达到近两亿，人口压力骤增;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突破三亿。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政府的某些措施比如清朝实行的“摊丁人亩”政策所致，另外一方面生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和高产作物的引进都起到相当的作用。
人口的这种骤增，使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高度紧张，尤其是东南沿海某些地区如福建、广东，因为以山地为主，地狭人众，又不像江南有发达的经济可以转化很多劳动力，因此生存压力极大。明清两代，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浅见实行锁国政策，从法律角度讲，移居海外都是禁止的。不过，向海外的拓展并没有停止。
欧洲的大航海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到东南亚一带殖民。由于当地人口较少，他们就盯上了勤劳聪明善良的中国人，大量华人被以各种方式引入东南亚，在当地的橡胶园里当劳工。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华人聚居地慢慢出现，就这样最早的一些华人社区也形成了。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海外华人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艰苦和磨难：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当地民众的误解，还有腐败政府的漠不关心，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扩散分布到世界各地了。据统计，世界各地的华裔华侨已经达三千五百万余人，分布的国家几乎遍及世界各国，近年来连过去华人比较少的东欧、南美也遍布他们的足迹。不过老一辈华人仍然是以东南亚居多，新一代移民则以日本和美国最多。早期的海外华侨华人的移出地最早多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其中浙江是顾氏族人分布较多的地区。
